朱熹对曾子著作的考辨及其含义

发布时间：2025-05-01　点此：798次

冯兵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溪字义》通释与研讨”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

曾子作为孔门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儒学史上以全面传承孔子善良忠孝的伦理思维及“忠恕一向”之道著称，但其前史位置却有起有伏。直到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朝廷诏“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曾子被正式列为孔庙四配之一，其道统位置才得以彻底建立。在曾子位置提高的过程中，朱熹关于曾子的思维主旨、道统位置等的系列评论至关重要。在关于曾子位置的评论中，对其著作状况的分疏与供认乃贯穿一直的一条主线，首要触及《论语》《孝经》《大学》及《曾子》四种文献。若要更好地了解曾子，对朱熹关于曾子著作景象的考辨进行概括剖析，就颇有必要。

《论语》出于曾子及有子门人之手

关于《论语》作者的问题，向来谈论纷纷，无所适从，迄今仍无结论。而朱熹在日常的讲论中也没有正面肯认《论语》毕竟成书于何人，仅仅供认《论语》为孔子门人所记。但二程及其门人对这一问题都有明晰结论，朱熹曾在《论语序说》里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在《论语精义》卷一中所引杨时之论则更为详细一些，杨时相同以为，《论语》全书对孔门人物称“子”者，除了孔子之外便是有子与曾子，这表现了对此二人的极大爱崇。古时称“子”，通常是弟子尊称其师，或是对备受爱崇者的尊称。有鉴于此，程门师生便明晰指出《论语》成书于有子、曾子的门人。杨时还弥补了一点，孔门弟子中最年轻者为曾子，而《论语》记载了曾子之死，可见是成书于曾子身后，因而说其出自曾子、有子的门人，时刻上也具合理性。

朱熹在其最为自得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援引了程门的上述言辞，阐明他毕竟仍是对《论语》成书于曾子、有子门人的判别持拥护情绪的。又如他在《答程允夫》的信中，针对曾子、有子不在孔子所拟“四科十哲”之列的问题，举出三条辩解定见：“四科乃述《论语》者记孔氏门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与上文不妥相属。或曰《论语》之书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然则二子不在品题之列者，岂非门人尊师之意欤？四科皆从于陈、蔡者，故记者因夫子不及门之叹而列之。”其一，“十哲”皆称字不称名，不合惯例，定非孔子自己所言；其二，若曾子、有子真不受孔子器重，其门人纂辑《论语》时当会出于尊师之意而不选录此条；其三，“四科十哲”之说出自孔子门人，概因孔子回忆陈、蔡之厄时慨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随侍弟子遂将首要追随者分科列出，而曾子、有子因彼时并未从游，不在此品题之列实属正常。

关于这一问题的评论还有许多，但此类“否定十哲的优越性”的解说在宋代较为盛行。朱熹的第二条辩解理由虽仍是用“或曰”一词以示引述，但也阐明他承受《论语》成书于曾子、有子门人的说法。或许正是根据这一点，他才有此底气为曾子、有子辩解。《论语》既与曾子、有子的门人相关，天然与二者的联络就比较亲近了，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尤其是曾子)在朱熹眼中的重要位置。

《孝经》经文与曾子联系亲近

《孝经》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相同存在许多评论，前史上较为干流的两种观念是成书于孔子或成书于曾子及其门人。但程朱对此均表明置疑，程颐说：“但《孝经》之文，有可疑处。”朱熹更是以为“《孝经》，疑非圣人之言”，并专门写作《孝经刊误》对此问题予以翔实分疏。他以古文《孝经》为蓝本，将其前七章(今文《孝经》为前六章)定为经，以为其乃“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朱熹随之还为《孝经》区分经、传，着重经的部分表现了孔子、曾子的观念，是曾子门人所记，而传的内容或许是“杂引列传”而来。按《朱子语类》卷八十二所记，朱熹乃至以之“皆是后人缀缉而成”，“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简而言之，朱熹以为《孝经》中经的部分为曾子门人所记孔、曾之间关于孝的评论，与曾子亲近相关；传的部分乃后世杂凑而成，“全无义理”，成书于战国时期。

但朱熹一起也指出，关于《孝经》的详细成书状况假如难以厘清也能够暂时放置，更为重要的是对其间义理的剖析。由于尽管“《孝经》亦是将就之书，不行尽信。但以义起，亦是如此”。孝无论是在修身齐家仍是治国平天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即便《孝经》为“将就之书”，但其所论之孝仍至关重要。他就此事对弟子黄士毅说：“且要理睬道理是与不是。……不用问此是谁作，彼是谁作。”所以，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读书记》曾指出：“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经》，学者勿以朱子有《刊误》之作，而谓子不尊信《孝经》也。”咱们便以为，朱熹注重《孝经》无疑，但与其说他尊信《孝经》，毋宁说他尊信的是孔、曾一脉相传的孝道。由于在朱熹看来，《孝经》文本有经、传之分，只要经的部分才是孔子与曾子关于孝道义理的论说，才是圣人之言，而传的部分并不行信。因而，抽象地说朱熹“尊信”整部《孝经》，并不稳当。

《大学》与曾子最为相关

关于《大学》作者的说法，张兴总结指出：有孔子说，孔子、曾子、曾子门人说，曾子说，七十子后学所作说，子思说，荀子说，“无名秦儒所作”说，汉初诸儒说，董仲舒说，等等。关于《大学》的成书，朱熹《大学章句序》先是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以为经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更详细些说，则是孔子在周道衰亡，政教、习俗衰颓的时局且自身不得其位的状况下，“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之言。而传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是曾子门人记叙的曾子关于政教之道的观念。

朱熹随后亦着重，《大学》经的部分首要是在小学之道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说清楚“大学之明法”，即大学之教的方针、准则及途径等，其不只规划宏大，并且内容翔实。但孔子的这些思维仍只要曾子才干真实了解，朱熹说：“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所以作为传义，以发其意。”所以，曾子一方面忠实地传述了孔子关于大学之教的思维，此即《大学》之经一章的内容；另一方面，曾子在教育中对孔子的思维作了发挥，由其学生记载下来，便又构成了《大学》的传文十章。总归，朱熹以为《大学》表现的是孔子、曾子关于政治与教化之道的了解，而成书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

有弟子问朱熹何故如此判别？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先是根据《大学》之经的文风作了解说，“正派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在他看来，文如其人，《大学》之经的文辞精约浅显却义理齐备深远，正是圣人气候的反映。

至于传文，朱熹指出，其内容要么是直接引用曾子的话，要么与《中庸》《孟子》的思维符合。而《中庸》为子思所作，孟子则是子思的学生，《大学》传文的内容应是由子思颁发孟子而得传，一起子思又是曾子的门人。因而，即便不能说《大学》之传文便是成于子思之手，说其“成于曾氏门人之手”则是彻底没有问题的。

此外，关于传文的写作风格，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也有明晰的点评。他说：“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穿，深浅一直，至为精细。”传文在引用及表述形式上有些凌乱，乍一看好像并无规矩，但细究之下，则可发现其理论精深绵密，内涵逻辑明晰连接。这一文风特色足可证明，《大学》传文的内容出于圣贤(曾子)，而由水准有所短缺的弟子所记载。也正是由于传文记载得“若无统纪”，所以朱熹才不愿直接将其归于子思，而只着重是成书于曾子之门人。

《曾子》或为曾子门人述作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有“《曾子》十八篇”，且被班固以为是曾参所著，因而其在后世单行为《曾子》一书，如《隋书·经籍志》就说“《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可是到唐太宗时期魏征编纂《群书治要》时，《曾子》一书就已亡佚一部分，只余下十篇，存于今所见《大戴礼记》中。但朱熹对《大戴礼记》自身并不认可，说“《大戴礼》无头，其篇目阙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其间多杂伪，亦有最优点，然多误，难读”。《大戴礼记》所收《曾子》中亡佚的篇目在他看来很或许也是原本就没有的。

关于《曾子》一书的作者，向来首要有两种观念：一是断定为曾子所著，二是以为该书内容为曾子同其门人的谈论，由其门人成书。毕竟是否为曾子所作，朱熹亦持置疑情绪，他在《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中指出，曾子“言行杂见于《论语》、孟氏书及他列传者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候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朱熹于此仍是首要以“言语气候”，即文辞文风及其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品质气候来作判别，然后否定了为曾子自己所作的或许。不过他随后又说，是书或许是曾子随行弟子中的“谨厚修洁之人”所记，但其“所闻虽或甚浅”，究竟也是曾子弟子所述作，根本思维仍可视为源自曾子。

不过，朱熹毕竟对《曾子》及其与曾子的联系持保存情绪，所以他一直对其引述和评论不多。罗新慧则剖析指出：“应当必定《曾子》一书是曾子及其弟子们的思维材料汇编，是研讨曾子思维的根本可信的材料，其编撰和编定的时刻在战国初期。”这一判别根本明晰了《曾子》文本的可靠性，并着重该书与曾子联系严密，比较朱熹的观念更为达观。

朱熹考辨的特色与含义

整体而言，朱熹对曾子著作状况的剖析，情绪是审慎的。比方，在触及《论语》作者的表述时他就首要援引前人之说，他将《大学》传文的作者仅仅归于“曾氏之门人”而不直接说成是子思，他为《孝经》区分经传而不抽象视为曾子所作，他出于对《曾子》文本可靠性的保存观念而不愿多作引述，等等。

其方规律至少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垂青文本内容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比如被他否定与曾子有关的著作内容，在他看来就存在所谓“凌乱”“将就”等问题；二是根据文如其人的文论规范，留意从文章义理的深度及文辞表述的风格看作者是否具有圣贤气候，并以此区分典籍的经、传。由上述方法论准则来看，朱熹的评论首要是从义理和文风着手，在考据方面或许有欠充沛，但亦足以阐明，在朱熹心目中曾子于孔门义理有着精当的掌握，具有较为典型的圣贤品格形象。

朱熹垂青曾子，更明晰地表现在他的《中庸章句序》对曾子道统位置的供认上。他于其间指出，孔子“接夫道统之传”，这以后“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从中可见，尽管孔子传道于颜回与曾子，但颜回不幸早死，担传道之任者唯有曾子。但是曾子的道统位置并不能仅由《中庸章句序》下一断言即可建立，所以朱熹才要竭尽全力地从各个方面对曾子的圣贤品格形象与道统位置予以证明。他对曾子著作状况进行考辨的含义即在于此。

与曾子相关的著作傍边，《大学》是和曾子相关最亲近的一种。朱熹受程子的影响，在《与陈丞相别纸》中评论读书的次序时，明晰以《大学》为“入德之门户”，着重“学者领先讲习，得知为学次序规划，乃可读《语》《孟》《中庸》”。可见在朱熹所推尊的“四书”之中，除孔子外，曾子的思维相同是贯穿其间的，乃至因其对孔子思维的体认和解读的精当简明，朱熹还将《大学》当作学习儒学的入门必读经典，列为“四书”之首。如此一来，曾子的道统位置与圣贤品格形象，便跟着朱熹对曾子著作的考辨，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建构，逐步得到了充沛的证明和建立。与此一起，朱熹也在考辨曾子著作景象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道统观出现得愈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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